这一点在2015年修订的立法法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政治风险的主观性与风险社会中不同角色的价值取向、利益需求密切相关。一、党的政治领导法规之价值特性表达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政治领导力显著增强以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庄严宣告，清晰地确证了执政党作为政治领导者的属性定位和从自我革命角度来强化党的政治领导的使命要求。

执政党领导下的依宪执政共同体是一种逐层外化的同心圆式组织平台建制。其二，就党要管党、加强党的建设而言，应凸显其作为近年来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知升华的结果，并通过《党章》的持续性修改，围绕执政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以及政治建设统领下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建设，从总纲到各章具体规定，来全面梳理相关成功经验和重大成果，进而尝试方向性地列明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所涉目标任务、意识结构，以及面向党员、领导干部与各级组织的不同原则要求事项。尤其以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为表征的政治风险更为凸显，其所产生的破坏性乃至可能的作用方式、影响范围、损害程度往往都是未知的。 一方面，就阶段性价值创新载体而言，该类载体主要依托决议与报告形式，来结合使用而全景式呈现阶段性的形式价值创新。党的政治领导法规作为一种领导核心作用规范类型，往往通过执政党在政治建设目标、方向上凸显时代性、现实性与目标指向性的革新型规范表达，来指引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进而巩固执政党在政治方向、路线、原则和方针政策上的领导。

其三，就民主党派而言，应强调对所涉信念、宗旨的拥护与转换性确认，从作为执政党的合作、协力对象角度出发，尝试推动执政党在结构、功能调整方面的适应性发展，以切实发挥其领域性、界别性协商共事作用。统战领域主要指向壮大爱国统一战线。[9]但在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宪法草案》（下文简称《草案》）中，这一职权被拆分，全国人大被赋予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常委会被赋予撤销国务院和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的职权。

我国《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具体到宪法监督制度内部，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解释权，但在组织程序上具体承担开展宪法解释的工作职责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则是全国人大之下的专门委员会，[59]它的人事任命权保留在全国人大手中。[35] 刘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足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22] 尽管彭真在1985年的讲话中将预算决算的审查称为全面的、重要的监督，但显然这里他对于法制方面的工作更加侧重。

（2）将解释宪法规定在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一条文中，改变了此前将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法令制定一体规定的立法例。它诉诸的规范约束力是绝对的、确定的，而非相对的。

开展宪法解释属于对工作程序的具体规定。任何机关做出的同宪法相抵触的决议、决定，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权予以撤销。当然，未来在立法体制中可以加入规范审查的制度要素，甚至通过立法发展规范控制型监督，但这种监督如想扩张到合宪性审查的层面，则仍需处理好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及宪法监督权的关系。1954年《宪法》制定时，对宪法制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宪法）是根本法，不应当有关于内容方面的解释，[16]因此对于两机关都没有规定宪法解释权。

总之，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是以政治控制型监督为主要特征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政治正当性上的优势地位以及规范上的民主集中制为此提供了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进行政治控制型宪法监督。为此，可以引入新的监督类型学来探讨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委会可能展开监督的形式。宪法既可以作为商谈中的理由而存在，也可成为一种增强政治权威的话语乃至修辞，但其最多在阐释（construction）的意义上，而非作为规范解释（interpretation）而发挥作用。

1.监督宪法的实施属于政治控制型监督1982年宪法修改时，制宪者对于全国人大进行宪法监督的局限性有高度共识。[46]换言之，上级权力机关如果想要变更或者撤销下级制定的法律与决定，根本不需要论证其与宪法相抵触，只要认为其不适当即可为之。

[9] 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4年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327—340页。无论是美式的分散式司法审查，还是欧陆集中式的违宪审查，都属于规范控制型的宪法监督。

[43]这种类型的监督显然不同于合宪性审查意义的宪法监督，而是通过作用于政治意志的方式展开的。[50] 参见许崇德：《许崇德全集》（第9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8页。如表1所示，根据监督的依据以及监督的对象，大概可以将广义的监督区分为四种形态：（1）基于政治意志对政治意志进行监督，如基于选民意志，监督、罢免组成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可以说，无论是工作监督/法律监督，还是广义监督/狭义监督，都还需要进一步精细化。但倘如前者所言，将会出现全国人大宪法监督的实效性难题：如果全国人大不享有宪法解释权，那么其宪法监督权如何发生实效？又倘如后者所言，则会出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冗余性难题：既然宪法监督当然地预设了宪法解释权，那么单独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不就成了一种规定的冗余？虽然学界对宪法监督的制度原理、审查模式、程序机制的探讨已较为丰富，[6]但对于实效性难题与冗余性难题间的实践困境，仍然缺乏体系性的、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三、两种宪法监督：政治控制型与规范控制型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类型化区分的问题，彭真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所尝试。

尽管在有权主体与改变/撤销标准上时有反复，但自1954年《宪法》到现行《宪法》，始终存有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规范改变/撤销制度，这也被学界诠释为宪法监督制度的一部分。合理利用这些差异，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有利于推进宪法监督的体系化。

[27]但此种概念与工作监督、人大监督、立法监督等相关概念难以区分，[28]后几种类型分别侧重从监督主体、监督方式、监督环节等不同侧面出发界定概念，在不同侧面与监督宪法的实施相关，但又均不能在宪法监督内部提供某种分类标准。[31] 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1—185页。

[54]虽然各机关在实施宪法时所进行的解释与理解活动都涉及认知规范内容，但赋予常委会以宪法解释权威则是在特别强调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是基于对规范内容的权威阐释，本质上是在诉诸规范效力。[19] 见前注[11]，许崇德书，第917页。

[48]由此可见，该条的意图旨在调整两机关间的关系，是为了防止常委会权限过大，确保常委会服从大会的政治意志而专门增写的。进入专题： 全国人大 宪法监督权 合宪性审查 民主集中制 。未来应进一步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等机关的工作关系，区分政治控制型监督、规范控制型监督与不适当规范变更/撤销制度，[64]形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政治控制型监督与规范控制型监督双管齐下，共同保障宪法实施的局面。[18]就全国人大的职权，1982年《宪法》除了延续既有规定中的监督宪法的实施，为确保全国人大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加强对常委会的监督，还规定了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的权限。

[16] 田家英的观点，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关于不适当与相抵触的讨论需另文进行。

[17] 参见1978年《宪法》（已失效）第25条第5项。这种保留难以从行使职权的适配性上得到说明，而应该从其宪法地位上得到说明。

与解释宪法职权的规定方式一同变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范改变与撤销标准也调整为相抵触。他还指出：从法制方面进行监督，光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够，要各地人大常委会一齐监督才行。

其次，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宪法》第62条在规定全国人大涉宪法相关权限时，系以第1项、第2项两项分别规定宪法修改权与宪法监督权。彭真在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全民讨论中，有意见提出应当充分保证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为此宪法在第六十二条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又加上了第十一项，即‘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设机关的宪法地位，也对于其他国家机关享有政治地位上的优势。彭真的两次类型化尝试，其实已经将绝大多数监督形态囊括其中，但尚未能够提炼出清晰的类型化原理。

因此，文本差异不宜被视为用语偶然的不一致，而应被解释为不同时期理念与制度类型拼盘的结果。晚近《全国人大组织法》等法律与相关职权决定的颁布，细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职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发挥规范控制型监督提供了制度支持。

相反，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职权被一体规定，并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独占性地享有宪法解释权，开展规范控制型监督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并不会与全国人大的政治地位与权威发生冲突，常委会受到全国人大单向的政治控制型监督

结合立法法第80、81、83和84条的规定，关于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至少可以作出以下法理判断：一是立法法对地方性法规的空间效力这个基础性立法效力问题是重视的，空间效力是地方性法规的法律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理上来看，维持了一审行政案件判决的二审判决或审判监督程序作出的行政判决实际上默认了下位层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约束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立场和司法判断。